杨伟光:这看你分析得好不好。我的体会，而且我认为很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来讲，而在于你怎么样讲。真正不能出题的很少，那是你把握不好。你们现在能有50%，毕竟还是50%，说明你那个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奔着80%、90%。

　　记者：1990年代前期的时候，那时《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报道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现在退得厉害，《新闻调查》也退得厉害，时代发展了，舆论监督反倒越弱了么？

　　杨伟光:当时抓社会问题，因为《新闻调查》一个礼拜才一次，矛头指向性不一定是哪个领导哪个单位，确实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焦点”有时候也是，做一点社会问题。现在有的省委书记、省长就怕查出来什么问题，影响他们再升官，影响他们的官位。

　　记者：您觉得目前做哪些选题更好？

　　杨伟光:还是要多发现社会问题，比如现在儿童教育有很多问题。一种是小皇帝谁都不能动，贾宝玉一样，贾母全包了。一种是望子成龙，什么家庭教师乱七八糟，你们能分析一下很好。还有我们的浪费现在太大。你找找浪费现象，做做题目看看。这个肯定能播。

　　记者：《新闻调查》以前有一段时间做鸿篇巨制较多，例如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不知道这种选题是否来自您的趣味，还是栏目自己的选题？

　　杨伟光:你刚才讲的这些题目，让我选的话我不选。让杂志去登。

　　《实话实说》：“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

　　记者：从1992年到1996的新闻改革，主要是来自您个人的想法么？

　　杨伟光:我觉得客观上是这样。如果不是我当台长不一定有这个创新。因为很难的。我自己很注意把握。我讲“度”，我不激进，太激进非出事不可。还一个，我很多思想很多观点是得到丁关根的支持的，我跟他们汇报，他们认为很好。

　　记者：在实现您的这些设想时，当时有哪些困惑或者压力？

　　杨伟光:很难。做节目总体上我这样把握，因为我们每年不会干很多事，改革的事情都是我亲自操作的，特别是新闻，我的本行，我的优势。我长期形成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晚上就完成，我是一步一步走。这些改革里面，惟一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实话实说》。我提的是《新闻调查》，1996年的《新闻调查》。如果说我完成整个新闻改革逐步的深入，那么《新闻调查》是到了一个高峰。后来有人弄了一个《实话实说》，播了几期以后出毛病了，不是大毛病，小毛病，但是很伤感情。有一个例子，有个小孩，崔永元问他，长大以后什么理想？他说长大以后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这本来也可以，结果崔永元问他，北京大学也还可以。这一句话观众不干了，当然哈佛是世界著名大学，观众觉得这样瞧不起自己，一下来火气。我说你们注意一下别伤民族感情的，虽然不是政治问题。第二次又出了也是同类问题，第三次又出，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我说这样，《实话实说》节目不播了，先总结经验，一个月没有播，有人传了一个消息，说《实话实说》因为乱说，某个中央领导有意见，停了，实际跟他没有关系。

　　新闻观：“太兴奋了会把事情做坏，太担心了也会把事情做坏”

　　记者：您当台长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来自公关的压力，把某个节目毙了？

　　杨伟光:我不是没有枪毙过节目，我枪毙过。一个时期，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不然为什么要审查？最典型的一次，克拉玛依大火死了一些小孩，我看完这个节目，节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我说克拉玛依的群众情绪躁动得很厉害，我说这个节目播了以后，是会对当地群众情绪的一种平息，还是火上浇油？如果火上浇油的话，就不能播，如果能平息他们的情绪，不会闹事那就可以。问题是那边已经白热化了，你现在播了这个，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友愤怒起来以后，向领导施加压力。结果那记者哭着抬不起头。三天以后，中宣部发出正式通知，克拉玛依有关报道不要再报，局势很不稳定。大家说杨台把节目压了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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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雷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