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少年班30年：光荣与梦想并进
中科大少年班到今年创办整整三十载，大批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逐渐散布在IT、金融、制造、媒体等领域担任重要职位，
如果没有少年班，他们的职业之路又会怎样呢？
1978年10月，不到14岁的郭元林告别父母，踏上了开往合肥的列车。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合肥市区的中国科技大学，作为中科大少年班第一届第二期学生，郭元林不可避免地戴上了外界赋予的“神童”光环，提前步入了大学生活。
9年后，来自湖南的李俊凌与来自黑龙江的王利锋相继考入中科大，成为87级少年班的校友，其时，他们入学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已经远远不如郭元林们当时造成的轰动，虽然事后，人们评价87届的少年班学生是30年来最成功的几届之一，从这里走出了24名博士、13名硕士。然而两位当事者的回忆却证明，此时的少年班已经逐渐走下了神坛。
如今，创办整整30年的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已逾千人，其中91%的人考取了硕士。而在接受跟踪调查的前16届(1983-1998年毕业)学生当中，约有20%的人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另有大批的毕业生则在IT、金融、制造、媒体等领域当中崭露头角。郭元林、李俊凌以及王利锋便属于这一批人。
郭元林，自动化控制专业毕业，之后在清华大学取得同专业硕士学位。现任紫光集团总裁。
李俊凌，工程热物理专业毕业，其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雅虎副总裁，负责网站的运营。
王利锋，计算机系毕业，不到20岁便获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学位。后来回国创办幸星公司，参与制作了包括《功夫之王》、《赤壁》在内的一系列影视特效。
在少年班创办30年的庆典活动上，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仍然在讨论着这样一种教育模式设立的目的何在。至今，争论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如果是为了造就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30年过去了，少年班仍未成功。如果是希望成为中国科学家的预科班，那么80%的学生都未能走上他们的预定道路。就像郭元林、李俊凌与王利锋，用郭元林自己的话来讲，没有成为科学家的他们“属于少年班的堕落者”，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如果没有少年班，他们的路又会怎样呢？
戴着红领巾的大学生
上个世纪早期，人们对于“神童”的界定是以智商为标准划分的——把智商达到或超过140定为“天才儿童”的临界线。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专家们对于所谓“天才儿童”的定义逐渐演变成三点要求：智力中等偏上、实现对任务的承诺以及具备较高的创造性。对于这三点，郭元林认为当年考入少年班的自己可以达到。
“作为第一届少年班招生的对象，其实我在参加高考之前就已经被确定录取了。”处理完五六个文件，又接了七八通电话之后，时任紫光集团总裁的郭元林终于腾出空闲，慢慢回忆起30年前的往事。
“当时我还在上高一，因为参加数学竞赛获得了全省第二名而被华罗庚选中，提前进入大学。”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年少时经历文革，中学又面临插队下乡的风潮，对于尚未成年的郭元林来讲，能够上大学而不用插队，是一件简单且幸福的事。“头几届少年班的招生，名义上虽然也需要考生参加高考，但实际不论你考多少分，进入少年班这件事早在招生老师选中你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郭元林的家在山西，与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相距甚远，中途要倒两次火车。但在郭元林的记忆里，当时父母仅仅是帮助不到14岁的他把行李送上火车之后就回家了。“根本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入学，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陪着到学校报到。”郭元林说，当时一路同行的还有比他还要小两岁的张亚勤(现微软中国区总裁)，他们是在得知同时考上中科大少年班之后，相约结伴的。
于是从那一年开始，“戴着红领巾的大学生”出现了。郭元林和他的同学们在铺天盖地对第一期少年班报道的感召之下，“带着刻苦学习、报效祖国这样单纯而崇高的感情还有高涨的求知欲望与学习冲动”，穿梭在比他们大上四五岁甚至更多的人群当中。他们成了中科大的一道风景。
少年班成为人生捷径
然而短短几年过后，少年班的开创者们很快意识到，这种由老师亲自去各地将“早慧少年”招致麾下，而非经过系统选拔的模式并不可取。经过不断探索，到了1987年，少年班在当时大多数学生眼中已经成为较为聪明的孩子提前完成学业的一种途径。李俊凌和王利锋便在高中老师的推荐之下，提前参加高考，成为87级少年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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